“十四五”时期，我国医药产业将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取得了突出成绩，整体发展水平跃上新台阶，但不可否认的是，制约产业发展的问题依然突出：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还有不足，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尚未形成，小品种药仍存在供应风险，仿制药、中药、辅料包材等领域质量控制水平有待提高，高附加值产品国际竞争优势不强……医药产业如何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硬核”支招。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对医药产业来说，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解决一批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设备、疫苗等领域“卡脖子”问题，时不我待。

　　“当前，我国医药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水平有待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原创型药物和引领性医疗技术相对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量级研发机构、领军人才及大型创新型公司相对较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生产装备和关键零部件仍需开展核心技术攻关，这些都制约着我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孙咸泽表示。

　　他认为，解决“卡脖子”问题，亟须从基础研究、产业发展、临床试验、药品监管等方面组织力量进行协作攻关。加强基于技术和临床需求的创新药研发科技基础设施平台及能力建设，布局生物医药关键技术研发科研专项，尤其关注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创新技术，集中全国优势科技力量开展相关技术联合攻关研究。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则建议，按照生命健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核心+基地+网络”的运行模式，在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上作系统谋划和布局，加速生命健康科研成果转化。例如，重视有机化学的支撑作用，把握合成化学、合成生物学融合发展方向，开展人工智能与医学、新药研制交叉研究，共同完成国家重大需求项目，争取在原创发现、原创理论、原创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为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更多源头支撑。同时，把医药企业打造成强大的创新主体，引导企业研究核心关键技术，提升行业共性技术整体水平，以自主可控的创新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

　　优化科技创新生态

　　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科技创新屡被提及，国家对科技创新工作的安排部署依然是全年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近年来，我国医药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创新体系加快完善，已进入全球医药创新第二梯队，这与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密不可分。但是，与第一梯队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表示。为此，他呼吁，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协同创新，共同推动新药自主研发，不断提升我国创新药的核心竞争力。

　　“创新药研发门槛高、周期长、投入大、成功率低，而且最终要在临床应用后靠市场来实现创新的价值，用市场效益反哺研发，推动创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药企创新需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市场也应为好的产品提供良好的准入环境。”丁列明表示，目前，我国创新药在市场准入方面还面临很多瓶颈问题。以医保为例，医保承担着巨大的市场调节作用，在医保谈判中，对创新药应该从临床价值和社会综合价值两个维度合理确定价格，避免一味追求最低价。他呼吁，把创新药的定价保持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既鼓励创新者继续投入创新研发，又确保国家医保基金有能力持续支付，使患者吃得起自主研发的好药。同时，相关部门结合新药研发特点，进一步加大生物医药创业投资基金的税收优惠力度，适当放宽生物医药初创科技型企业接受投资时的条件限制，鼓励资本长期投资创新药产业，支持研发更多新药。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药监局局长上官新晨建议，从产业布局、人才培养、重大项目攻关、重大创新项目经费补助、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明确全方位促进我国生物医药创新能力提升的各项措施。包括加大经费投入，加强技术平台在生物医药创新能力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加大对下游应用研究、多元化成果转化能力的支持力度，集中力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药品研发领军企业；进一步完善生物医药产学研创新体系建设，建立国家级具有示范应用效应的技术平台，推动形成真正的创新能力。

　　厚植政策人才土壤

　　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策生态。近年来，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为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优渥的政策“土壤”。

　　“研发投入高、开发周期长、资源匮乏、失败概率高是众多中小微医疗器械企业面临的问题。目前监管法规虽未明确要求企业必须具备完全独立的场地及设施，但在实际监管中，普遍要求企业在研发阶段就需配备‘自有独立’的生产与检验场地、设施及其他辅助设施，这导致初创小微企业难以将有限资源集中于产品研发，在科研前景不明的情况下过早地背上了重资产的包袱。”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常兆华表示，随着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的实施，委托生产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疗器械企业间资源配置的问题，但仍无法完全解决小微企业尤其是生产产品在《禁止委托生产医疗器械目录》范围内的小微企业在研发阶段运营成本高、效率低的发展困境。

　　为此，常兆华建议帮企业“减负”，在明确监管要求、落实主体责任的基础上推行研发阶段企业间共享场地与设施的机制，让企业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研发创新。此外，建议加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准许医疗器械企业在保持生产许可主体不变的情况下，跨行政区域（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增生产场地。“这一举措更有利于保持质量管理体系的一致性与延续性，压实注册人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主体责任，同时有助于形成特色化、规模化的国家级、区域级医疗器械产业集群，更好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常兆华表示。

　　“政府部门需要不断优化医药创新土壤，为进一步加强新药研发转化提供政策支持和人才支撑。”全国人大代表、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超认为，近年来我国新药尤其是“救命药”上市速度明显加快，但新药审批仍面临一定压力。他建议，增加投入保障，引入专家资源支持审评人员培训，提升药审整体专业能力和效能；落实专家咨询委员会机制，建立境外审评专家咨询渠道。

　　“药品监管政策的变革、监管手段的更新、技术审评的能力和效率一定要及时跟上医药创新发展形势的需要。”上官新晨建议，要进一步深化完善与医药创新形势相适应的审评审批机制，建立更加高效透明的监管规则，才能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好激发医药创新活力，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培养，建立以成果转化、应用为导向的人才遴选考核机制和多维度人才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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